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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一個基層防疫人員的712天:曾連軸工作通宵失眠,并未獲得額外補貼

      2022-1-4 14:22| 發布者: qianzhu| 查看: 59| 評論: 0

      摘要: 中國是踐行“動態清零”策略的國家,也是疫情控制最為有力的國家。而為這個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體系奠基的便是基層防疫人員,他們并不直接參與診治患者,但每一個密接、次密接、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們來篩

      中國是踐行“動態清零”策略的國家,也是疫情控制最為有力的國家。

      而為這個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體系奠基的便是基層防疫人員,他們并不直接參與診治患者,但每一個密接、次密接、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們來篩查、采樣、送檢、轉運、隔離、跟蹤、調查。

      英雄的稱號并不總屬于這個平凡的群體,沖上前線時,他們總會被形容為高尚、無私、無怨無悔,但平常的日子里,他們是小題大做、死板、不專業、態度冷漠的基層工作者。

      更多的時候,他們也只是普通人,接觸陽性感染者時會恐懼,白天黑夜連軸轉時身體會吃不消,指令不明確時會抱怨,兩年如一日的高壓工作會搖動信念,耗盡激情。

      不能按時吃飯、連夜篩檢送樣、一天600個流調電話、累到躺在地上……只是基層防疫人員工作中可見的部分,我們看不到的是長達兩年以新冠病毒為圓心的生活。感染者尚有康復日,防疫沒有停歇時。

      就在前幾天,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在接受楊瀾采訪時說,“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,不光針對病人,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……我就聽說,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,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,拼消耗,拼人們不睡覺、連續超負荷地工作,我不贊成這樣,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”。

      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層防疫工作者,他來自疫情反復無常、多次封控的邊境小城,疫情前是一名普通醫生,在新冠大流行的兩年時間里,他輾轉于各隔離酒店和城鄉社區之間,負責采樣相關工作,接觸過守邊“將士”、網格員、支援隊伍、流調人員、公職人員、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響的普通居民。疫情改變了這里的每一個人。

      我們試圖還原這群不被看見的人們的真實生活。

      以下是他的口述。

      712個日夜

      我是2020年1月23日開始加入防疫工作的,至今已經712天。

      其實,基層防疫人員的工作技術含量并不算太高,盡管我們都有醫學背景,但疫情需要我們做的,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復性體力勞動,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,包括我在內的幾位醫生主要任務就是爬樓。

      我們要為片區內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門采樣服務,要是光采樣也簡單,難的是,要穿著笨重的防護服爬樓,爬樓半小時采樣5分鐘,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個檢測點,我們騎著小摩托穿梭在我們負責的片區內,跑來跑去,爬上爬下,就只為了二十管標本,這樣的生活,兩天一次循環了3個月。

      我們這里今年冷得晚,10月的平均高溫還有27度,中午熱起來后,不透氣的防護服裹在身上,全身都是汗,熱得難受,人一直是暈乎乎的,來來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實,隨時都可能會暈過去。那一天,我們六個人從早上九點忙到了下午三點,終于能踏實吃了頓午飯。

      7月又爆發了一輪疫情,被隔離人員的檢測項目和頻率增加了兩倍,我被臨時調到了隔離酒店采樣。最令我頭疼的工作,其實是填表。那時報表由5個變成了12個,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個,工作交流群有幾十個,刪也不能刪,看也看不完,也沒有一套通行規范,一下說這樣報,一下說那樣報,我每天都在報數據,頭都大了。

      人總是越瀕臨崩潰就越容易出錯,越出錯就越容易崩潰,那時,我白天采樣忙得腳不離地,晚上頭昏腦漲地填表,夜里會不受控制地胡思亂想,壓力大到徹夜難眠。

      沒有假期,連軸工作,通宵失眠,那段時間,我無數想著,忙過這一陣就離職,哪怕下海做生意呢。

      現在想來,得虧沒離職,身邊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現在手上還壓著貨,交著店面租金,幾個月沒收入了。

      我的一位好友在應急采樣隊,他們第一天出門采樣的目標,是連著的三幢出租房,每幢有四五十個房間,像這樣的出租房,一般每個房間要采三四十管標本,別墅要采七八十管,取樣點包括電話、手機、桌子、床、垃圾桶、煙灰缸、門窗、拖鞋、水杯、充電線......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,他們都要編好號,采好樣并送檢。

      人能接觸到的并不只這些物品,聽他講,他們還采過貓、狗、兔子,年輕人把寵物們養得胖墩墩的,走路都困難。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來挺兇,我很擔心好友被它咬到,畢竟要拿著棉簽“侵犯”它的屁股、嘴巴、鼻孔、毛發,結果好友說,小憨包溫順得很,就是太胖了,得兩個人才能抱得動。

      也有難纏的動物,7月,一位感染者在隔離治療前把狗委托給朋友照看,結果后來朋友夫婦兩人也確診了,狗跑了出來,防疫人員不得不全城找狗。

      任何有可能出現病毒的地方,不管是自首回來的人,還是工地的磚頭、邊境的鐵圍欄、地里的青菜、緬甸流過來的河水,他們都采過樣。

      我們基層工作者的待機時長是365天X24小時,被召喚的時間,可能是半夜三點,也有可能是烈日當頭的正午。吃不上飯,睡不著覺是常態,我曾經在48小時內連續出了兩次任務,最終只睡了一小時。

      作為醫務工作者,為了結束疫情,短期高壓工作是我們分內之事。只是誰也沒想到,兩年了,疫情并沒有休止。

      巨變

      細數這兩年來的經歷,的確多有波折,無數個出任務或是輾轉難眠的深夜,我如同阿慶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訴苦,但此刻靜下心來問一問自己“累嗎?”答案卻不是那么肯定了。

      前幾年,為了看一眼西湖,我攢了幾年的年假來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,那時,我先后坐了近六十個小時的汽車、火車,輾轉了4個城市,最終見到了課本中的盛景,累得痛快。

      相比起來,每一次任務也不過是一次跋涉的經歷,實話說,像我們這樣處在當打之年的年輕人,少睡幾宿、少吃幾頓就叫苦連天,不免太過矯情。

      但逞強也沒有意義,對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,花費幾個星期去控制一輪疫情,便可收獲一次勝利,而對我們這樣的防疫人員來說,新冠的另一個名字,叫生活。

      兩年來,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現實世界,它將我從一個普通醫生的生活中完全剝離出來,然后框死在了一個一切由新冠定義的時空里。

      兩年來的每一天,我的每一頓盒飯,每一次任務,每一次談話,我穿的隔離衣,住的隔離酒店,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與新冠相關,甚至在國內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時候,我依然會通過各種方式搜尋著全球疫情和新冠藥物、疫苗、策略的消息,我想知道新的一天會不會出現一種新的希望,能將我從疫情中拯救出來。

      希望并非沒有出現過,從疫苗到藥物,從封城到全員核酸,從阿爾法到歐米克戎,病毒一次又一次地擊潰了我的信念。

      難得能讓我逃離新冠的,是煙、酒和手機。

      在過去兩年里,我只在家住過2個月,其他時間,都輾轉于隔離酒店、方艙及城鄉社區。

      我曾經呆過的隔離酒店樓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,快被我的同伴們買空了。沒有下酒菜,幾人坐在一起,盒飯就酒,聊一聊今天的見聞,侃一侃大山,就能打發晚上6點以后漫長而又無聊的時間。

      我不怎么喝酒,偶爾喝一瓶啤酒,但我抽煙,疫情期間一天兩包,抽的太兇了,跟人講話直咳嗽,牙齒也變黑了。

      我仿佛一只被關在籠子里的鳥,疫情前,工作之外我生活的關鍵詞是,旅游健身社交,防疫生活里,取而代之的是,郁悶、煩躁、失眠、心慌,那些給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動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,我家里有啞鈴,瑜伽墊,但3月至今,我回家的全部時長加起來不超一個月。

      實在悶得無聊的時候,我就抱著手機瘋狂跟幾十個朋友聊天。

      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時候,工作本身真的稱不上累,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盡,飯菜不合口味導致的腹瀉,心慌失眠、抽煙喝酒以及無處排解的精神壓力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,最近,我的老毛病濕疹復發了。

      倦怠

      用“崩潰”這個詞來形容基層防疫工作者的心態,未免太激烈了,一個更為貼切的詞是倦怠。

      兩年來,基于對病毒威力的感知、缺乏激勵以及價值感的消解,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“默契行為”。

      以我自己為例,比起測體溫,我會更看重核酸和抗體檢測,因此如果出現體溫漏測,我并不會十分在意。

      在采樣時,我的同伴們曾指責我不注意個人防護,在他們看來,穿雙層防護服、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、像用水一樣使用酒精噴防護服,是徹底切斷傳播風險的關鍵。但在我看來,如果取樣操作過程規范,并不需要過度謹慎。

      圖片來源:人民視覺

      我也曾見過流調人員,只戴著n95口罩與被排查人員對話,比起物品,人的傳播風險顯然更高。

      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,某種意義上,我們是最能感受病毒“傳播力”的一群人,大多數陽性感染者,都要由基層防疫工作者經手檢出,而兩年來的直接接觸經驗,構成了我們對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。疫情初期,我也曾畏懼感染,但兩年下來,再高的R0值也嚇不到我了。

      另一個倦怠之處表現在“不求甚解”,我們當地已經進行了幾十次全員核酸檢測,但仍有檢測者因不了解雙采雙檢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單管中,而按照混檢的舊例,將三五人的標本置于同一試管中。

      在我們的培訓指導課程上,各級專家給出的規范并不統一,但這樣的差異只有這些我們上課的“學生”知道,我也曾試圖指出這些不同之處,但很多朋友提醒,作為執行者,規范和標準的制定,并不在我們職責范圍內,我就是納悶兒,專家之間難道沒有交流嗎?

      自參加防疫工作以來,我本人并沒有獲得額外的補貼,但有堅守在隔離酒店的朋友獲得了300元補助,高強度的工作卻得不到應有的激勵是群體性倦怠的原因之一。

      但這些補助或許應該給臨時工和失去生計、被隔離在家的普通民眾。

      畢竟公職人員雖然辛苦,但卻是這座城市中收入最穩定的群體。這并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,反而是我工作逐漸喪失激情的關鍵原因,比起其他已經或正在“戰勝疫情”的城市,我們的努力并沒有讓這座邊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。

      我也體會過那種為一座城市“清毒”的自豪,最開始的兩輪疫情,我們控制得很好,那時候我一門心思想著把病毒趕出去,讓所有人恢復正常的生活,后來的8個月里,雖然有過混亂,但大多數城市采用的管控與全員核酸的通用策略,我們也施行了,而且時間更長、檢測更頻繁,但到底問題出在哪兒,卻是我參不透的,這讓我時常感到很挫敗。

      時間線一拉長,無論是經濟上,還是精神上,基層防疫工作者都很難獲得價值感,敲門的網格員、填表的社區工作者、排查風險的疾控人、以及像我一樣的醫護人員,大多是為防疫貢獻分母,而分子的發現對我們而言,實在沒有什么特別之處。在我經手的成千上萬份樣本中,一份陽性樣本與其他陰性樣本也沒什么不同,我的工資也不漲一分錢,第二天的我們仍要照常工作。

      和解

      許多自然規律是我們、專家甚至全人類都無法左右的,病毒要變異迭代,要逃逸免疫,要變得更具傳染性,我們累了,疲了,倦了,但它依然在樂此不疲地沖擊防線,挑戰我們的認知。

      我漸漸明白了,我不是在短道沖刺,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戰,客觀地講,我就是在過一種叫“新冠”的生活,新冠短期不會結束,疫情隨時可能發生,但日子還長著呢,不可能靠激情硬撐,我,我們唯一能做的,便是與自己和解,將防疫當成生活來經營。

      時間與經驗,已然打磨出了一個配合越來越默契的合作體系,我無法評估它的質量,只能說,以滿足要求為衡量標準的話,基層防疫體系也在自然進化。

      以前轉運小哥來取樣,最長耗時五六個個小時,得等我們完成采樣后才能把標本拿走,但現在我們采完樣后會把樣本放在一個固定場所并通知他們,這樣他們就能省點時間。

      工作之外,就像從學生步入社會的轉變一樣,我需要重構自己的世界。

      想明白之后,我又開始徒手健身,還買了炊具,自己開火做起了飯。

      我發現了另一個打發空閑時間的好辦法,那就是刷視頻領紅包,掙得不多,但長年累月做下來,肯定要比補助多,我有點后悔,要是把去年以來所有的失眠和無聊時間都用來掙錢,那也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呢。

      健身和飲食恢復后,我的睡眠質量和精神狀態也好多了,生活開始變得有意思起來,我準備把煙戒掉。

      唯一的問題,就剩下了基層防疫的未來,在前幾天的一個訪談節目中,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專家曾光教授說,“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,不光針對病人,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......我就聽說,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,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,拼消耗,拼人們不睡覺、連續超負荷地工作,我不贊成這樣,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”。

      動態清零是一個科學問題,但難處不在于科學原理,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、保質保量地傳遞和執行“科學”,試問,哪一位決策者、哪一位基層工作者不曾羨慕、不想學習那種按部就班就能篩出感染者且不影響大多數人生活的“科學”精準防疫策略呢?

      我的想象中,每一座城市的防疫體系都應該是一臺適合自己的“防疫機器”,這臺機器可以是冷冰冰的,但一定是精密的,常態化疫情中,可以掛一檔,大規模疫情可以掛二檔,從關鍵零件到每一顆螺絲釘都知道每一個檔位自己該怎么運行,但這臺機器的最高能力等級可是是三級甚至更高,這樣才不至于用一次就報廢。

      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樣的零件,能組裝成什么樣的機器,難度如何,并不是我一個螺絲釘可以想象的。

      所以,如果問我“作為基層防疫人員,最需要什么樣的關懷和支持”,我還是想告訴做伙房師傅,把飯做得好吃一些吧。

      畢竟日子還長著呢。

      (李力為化名)

      于煥煥丨撰稿

      徐卓君|責編

     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“八點健聞”(ID:HealthInsight)

      尊重原創版權,未經授權不得轉載,侵權責任自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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